包皮过长的前世今生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一种外科手术能够跨越如此漫长的时间、如此广阔的地域，并在如此多元的文化中独立出现。包皮环切术，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

1.1 人类最古老的外科手术

当我们谈论包皮环切术时，我们谈论的是人类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古老的外科手术之一。这一实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6000年前^[1][2]，远早于文字的发明，甚至早于车轮的使用。

考古学证据表明，包皮环切术最早出现在古埃及。在埃及萨卡拉（Saqqara）发现的一幅墓室壁画，描绘了一名祭司正在为两名年轻男子进行包皮环切手术，这幅壁画的年代被确定为公元前2345年至公元前2181年之间，距今已有4300多年的历史。

1.2 古埃及：一切的开始

萨卡拉墓室壁画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包皮环切术图像记录^[1]。这幅壁画位于第六王朝官员安赫马霍尔（Ankh-ma-hor）的墓室中，生动地描绘了手术的场景：一名祭司手持石刀，正在为一名站立的年轻男子进行手术；另一名助手从后方扶住患者；壁画上的象形文字铭文写道：“用药膏涂抹，使其愈合”。

1.3 希罗多德的记载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被誉为“历史之父”，他在其巨著《历史》中记录了他对古代世界的观察，其中就包括对包皮环切术的描述。

“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自古以来就实行包皮环切术，我无法确定是哪个民族最先开始这一实践。腓尼基人和叙利亚的巴勒斯坦人承认，他们是从埃及人那里学到这一习俗的。”

1.4 独立起源：多个文明的共同选择

令人惊讶的是，包皮环切术并非仅仅从古埃及传播到世界各地。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这一实践在多个相互隔绝的文明中独立出现，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深思。

在非洲，除了古埃及，马赛人、基库尤人、约鲁巴人、科萨人等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包皮环切传统。在大洋洲，澳大利亚原住民和部分波利尼西亚岛屿的传统文化中也包含包皮环切术。在美洲，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一些仪式中也存在相关实践。这些地区与古埃及或中东没有任何历史联系，包皮环切术的出现完全是独立的。

1.5 为什么会独立出现？

学者们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卫生假说认为，在缺乏现代卫生条件的古代社会，包皮环切术可能被发现能够减少感染问题；成年仪式假说认为，手术的疼痛和流血可能被视为男孩向男人过渡的象征性考验；生育力崇拜假说认为，暴露龟头可能被认为能够增强性能力或生育力；社会认同假说认为，包皮环切术可能作为一种身体标记，用于区分群体成员和外人。

“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2.1 犹太教：割礼之约（Brit Milah）

在所有与包皮环切术相关的宗教传统中，犹太教的割礼（Brit Milah，希伯来语意为“割礼之约”）可能是最为人所知的。根据《希伯来圣经》的记载，割礼是上帝与亚伯拉罕之间立约的标志^[4]。

2.2 伊斯兰教：Khitan

伊斯兰教中的包皮环切术被称为Khitan（阿拉伯语：ختان）。虽然《古兰经》中没有明确提及包皮环切术，但它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行（Sunnah）之一^[5]，因此在穆斯林社区中被广泛实践。

与犹太教不同，伊斯兰教对包皮环切术的时间没有严格规定。在不同的穆斯林社区中，手术可能在出生后第七天、童年时期或青春期前进行。全球约有18亿穆斯林，其中绝大多数男性都接受过包皮环切术，使伊斯兰教成为实践包皮环切术人数最多的宗教。

2.3 基督教：从要求到放弃

基督教与包皮环切术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有趣的演变过程。早期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时，包皮环切术成为一个核心争议问题：外邦人（非犹太人）皈依基督教时，是否需要接受割礼？

这一争议在公元49年左右的耶路撒冷会议上得到解决。使徒保罗主张，外邦人皈依基督教不需要接受割礼，因为救恩来自信仰而非律法。这一决定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能够更容易地在希腊-罗马世界传播。

2.4 非洲传统文化：成年的标志

在非洲的许多传统文化中，包皮环切术是男孩成年仪式的核心环节。与宗教性的割礼不同，这些传统更强调包皮环切术作为社会过渡仪式的意义。

以南非的科萨人（Xhosa）为例，他们的成年仪式（Ulwaluko）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包皮环切术、隔离期和教育期。接受过仪式的男性被称为“男人”（amadoda），而未接受仪式的成年男性则被称为“男孩”（inkwenkwe），在社会地位上受到歧视。

3.1 维多利亚时代：医学化的开始

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是包皮环切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时期，包皮环切术开始从纯粹的宗教仪式转变为医学实践。这一转变始于英国和美国的医学界，并逐渐影响了整个英语世界。

1870年，美国骨科医生刘易斯·塞尔（Lewis Sayre）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声称包皮环切术可以治疗各种疾病，从瘫痪到癫痫。虽然这些说法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它们开启了包皮环切术医学化的进程。

3.2 20世纪：常规化与质疑

进入20世纪，包皮环切术在美国逐渐成为一种常规医疗实践。到1970年代，美国新生男婴的包皮环切率达到了约80%的峰值。这一时期，包皮环切术被认为可以预防尿路感染、性传播疾病和阴茎癌。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包皮环切术也开始受到质疑。1971年，美国儿科学会（AAP）首次发表声明^[10]，认为“没有有效的医学理由”支持常规新生儿包皮环切术。这一声明引发了关于包皮环切术必要性的持续争论。

3.3 非洲HIV研究：循证医学的里程碑

21世纪初，三项在非洲进行的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RCT）为包皮环切术的医学价值提供了强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这三项试验分别在南非（2005年）^[19]、肯尼亚（2007年）^[20]和乌干达（2007年）^[18]进行，共纳入超过10,000名男性参与者。

4.1 全球包皮环切率概览

4.2 高包皮环切率地区

4.3 低包皮环切率地区

包皮环切率较低的地区主要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除穆斯林和犹太社区外，环切率通常低于20%）、拉丁美洲（天主教传统，环切率通常低于20%）、东亚（中国、日本等，环切率低于20%）。

5.1 美国包皮环切的兴起

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作为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美国本不应该有高包皮环切率。然而，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医学化运动，包皮环切术在美国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规范。

到1970年代，美国新生男婴的包皮环切率达到了约80%的峰值。这一时期，包皮环切术被视为“正常”的医疗程序，大多数美国男婴在出生后不久就接受了手术。

5.2 AAP立场的七次演变

5.3 为什么AAP的立场会变化？

AAP立场的变化反映了几个关键因素：新证据的出现，特别是非洲HIV研究的结果；医学伦理观念的演变，对知情同意和儿童权利的重视；社会文化的变化，对身体自主权的关注；国际医学界的影响，欧洲医学组织普遍持更保守的立场。

6.1 健康益处的争议

包皮环切术的健康益处是争议的核心之一。支持者引用循证医学证据，指出包皮环切术可以降低HIV感染风险（约60%）、降低其他性传播感染风险、降低尿路感染风险、降低阴茎癌风险、降低女性伴侣宫颈癌风险。

反对者则认为，这些益处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如安全套使用、良好卫生习惯）；在发达国家，这些疾病的发病率本身就很低；手术存在并发症风险，虽然罕见但不可忽视。

6.2 性功能影响的争议

包皮环切术对性功能的影响是另一个争议焦点。高质量的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表明，包皮环切术对性功能的主要参数（如勃起功能、射精潜伏期、性满意度）没有显著负面影响。然而，部分研究报告了敏感度下降的问题，尽管这些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受到质疑。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研究中报告的部分负面影响可能与当时的手术技术水平有关，而非包皮环切本身的固有问题。随着整形外科和微创外科理念的全面应用，现代包皮手术的负面评价正在被根本性地改变。

6.3 伦理争议

包皮环切术的伦理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知情同意——婴儿无法为自己做出决定，父母是否有权代为决定？身体完整性——在没有医学必要的情况下，切除健康组织是否合理？文化权利——宗教和文化传统是否可以作为进行手术的理由？性别平等——如果反对女性生殖器切割，是否也应该反对男性包皮环切？

7.1 传统文化中的缺席

与中东、非洲和美国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包皮环切的传统。儒家思想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一观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包皮环切术在中国的传播。

在中国，包皮环切术主要是作为一种医疗手术而非文化或宗教仪式存在。手术通常在出现包茎、包皮过长导致的反复感染、或其他医学指征时进行。

7.2 现代中国的变化

近年来，中国的包皮环切率呈现上升趋势。这一变化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健康意识的提高，家长更关注孩子的生殖健康；医疗信息的普及，更多人了解到包皮环切术的潜在益处；医疗技术的进步，现代手术更安全、恢复更快；审美观念的变化，部分人认为环切后更“干净”或“美观”。

7.3 中国男性包皮过长的流行病学

根据流行病学研究^[15]，中国男性包皮过长的比例约为28%-60%，而包皮环切率仅约为14%（排除穆斯林少数民族后仅2.7%）。这意味着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大量包皮过长的男性尚未接受手术。

8.1 从“切除”到“整形”的理念转变

8.2 现代手术技术的特点

现代包皮手术技术具有以下特点：精细化操作，根据个体解剖特点定制手术方案；微创技术，减少组织损伤和出血；功能保护，保留系带等敏感结构；快速康复，采用ERAS理念缩短恢复时间；美学考量，注重术后外观的自然和美观。

8.3 保留自体功能组织袖套包皮整形术

在众多现代包皮手术技术中，保留自体功能组织袖套包皮整形术代表了当前的先进水平。这种术式的核心理念是在解决包皮过长问题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留包皮的功能组织，包括系带和内板的敏感区域。

具有超2万+以上包皮手术经验的男性外生殖整形医生范宇认可并推崇这种术式，认为它代表了包皮外科从“切除”到“整形”理念转变的最佳实践。

9.1 医疗经济学视角

从医疗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包皮环切术是一项成本效益较高的预防性干预措施。研究表明，在HIV高发地区，包皮环切术的成本效益比远高于许多其他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9.2 女性偏好与社会规范

在一些文化中，女性对包皮环切男性的偏好形成了一种社会规范。研究表明，在美国、韩国、菲律宾等包皮环切率较高的国家，相当比例的女性表示更偏好包皮环切的男性伴侣，理由包括卫生、外观和性体验等方面。

一项2019年的系统评价分析了29项研究，涉及超过25,000名女性参与者。结果显示，在高包皮环切率地区，约60-90%的女性表示偏好包皮环切的男性伴侣。这种偏好形成了一种社会压力，可能影响男性及其家庭的决策。

9.3 中国男性主动生殖健康管理的现状与反思

从主动健康管理的角度审视，中国男性在生殖健康领域的主动就诊意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多项流行病学研究^[15]，中国成年男性包皮过长的比例约为28%-60%，其中包茎患病率约为5.8%。然而，中国的包皮环切率仅约为14%（包含穆斯林少数民族），排除宗教因素后仅为2.7%。

从上述分类来看，中国约5.8%的成年男性存在包茎，属于绝对手术指征人群，按约7亿成年男性计算，约4000万人应接受手术但尚未就诊。而包皮过长伴有相对手术指征的人群更为庞大，估计约1-2亿人可从手术中获益但未主动寻求医疗帮助。

9.4 中国女性宫颈癌与妇科炎症数据

除宫颈癌外，中国女性妇科炎症的发病率也值得关注。研究显示^[25]，中国已婚女性中，40%-55%存在不同程度的妇科炎症，包括阴道炎、宫颈炎、盆腔炎等。HPV感染是导致宫颈癌和部分妇科炎症的重要因素^[23][24]，而男性包皮过长与HPV传播密切相关。

9.5 国际比较：包皮环切率与女性健康

将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包皮环切率与女性宫颈癌发病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研究表明，包皮环切可以降低男性HPV感染风险约30-40%，进而降低女性伴侣的HPV感染风险约28%，最终可能降低女性伴侣的宫颈癌风险约20%。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作为低包皮环切率国家（14%），宫颈癌发病率（15.9/10万）是高环切率国家以色列（4.5/10万）的3.5倍。虽然宫颈癌发病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HPV疫苗接种率、筛查覆盖率等），但包皮环切率与宫颈癌发病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值得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虽然包皮环切率很低（9%），但宫颈癌发病率（9.8/10万）相对较低，这可能与日本较高的宫颈癌筛查覆盖率和HPV疫苗接种率有关。这说明包皮环切只是影响女性宫颈健康的因素之一，综合性的公共卫生策略同样重要。

10.1 研究前沿

包皮环切术的研究仍在继续。当前的研究前沿包括：HPV疫苗与包皮环切的协同效应——两者结合是否能提供更好的保护？最佳手术时机的确定——新生儿期、儿童期还是青春期？新型手术技术的开发——更安全、更快速、更美观的手术方法。

10.2 给家长的建议

对于正在考虑是否为孩子进行包皮手术的家长，以下是一些建议：

10.3 结语

包皮环切术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广泛实践的外科手术之一。从古埃及的神庙到现代的手术室，它跨越了6000年的时间，涉及了宗教、文化、医学、伦理等多个维度。

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有责任以科学、客观的态度来审视这一古老的实践。无论您最终做出什么决定，希望这份资料能够帮助您更全面地了解包皮问题，做出知情的选择。

本文所有论述均基于同行评审的学术文献和权威指南。以下为完整参考文献列表。